四十年说|浙江前省长柴松岳:曾因力主民企老板当劳模而被批

栏目:奇闻趣事 来源:网络整理 编辑:娱乐新闻网 时间:2018-12-18 11:52

柴松岳 东方IC 图今天的浙江,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,乡镇企业成功改制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、厥功至伟。改革开放以来,浙江的创新精神值得高度肯定。

四十年说|浙江前省长柴松岳:曾因力主民企老板当劳模而被批

柴松岳 东方IC 图

今天的浙江,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,乡镇企业成功改制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、厥功至伟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浙江的创新精神值得高度肯定。广东在最早引进外资、创办“三资企业”方面是得到认可的,但是在民营企业方面,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一致认可浙江。

浙江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轨迹的缩影。改革开放以前,浙江的国有企业很薄弱,同时地处东南前线,在全国各省份中,国家对浙江的投入是最少的。改革开放后,浙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经济富起来的。

改革开放初期,全国都发展乡镇企业,相比之下,浙江、江苏、广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。一开始大家都学习“江苏模式”,但后来浙江经过产权制度改革走到前面了。

今天的浙江,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,乡镇企业成功改制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、厥功至伟。

乡镇企业起步阶段发展的动力就是物资短缺,所以出现了好多敲敲打打的小企业,乡镇企业就这样起家了。但在计划经济时代,乡镇企业的发展国家没有计划,它被逼无奈只能靠自己。浙江人很了不起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“四千精神”:走遍千山万水,说尽千言万语,想尽千方百计,历经千辛万苦。乡镇企业就是这样从各种渠道寻求发展。当时浙江煤炭、钢材很短缺,山西粮食很短缺,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车拉去换山西的煤炭,把舟山的黄鱼和带鱼拉去北方换钢材。步鑫生讲得很形象,他说,国有企业是头“猪”,喂它多少吃多少;大集体企业是只“鸡”,撒一点米,没吃饱它自己还会去找吃的;乡镇企业是只“麻雀”,完全是靠自己去找吃的。

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,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,产权不清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。

原来乡镇企业的产权分为两种:村集体和乡集体,资产分别归村委会和乡政府管理。我们调查研究后发现了许多问题,如厂长是乡政府、村支部任命的,厂长完全听命于乡政府、村支部;还有产权不清等。乡镇集体企业创办过程也是很复杂的,当年乡、村办集体企业绝大部分是由农村信用社贷款办起来的,因此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写“集体所有”。

所以乡镇集体企业出现时,产权是既不规范也不明确的,只有工商登记是明确的,但也不是按规范的“谁登记谁就是法人代表”,企业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办起来了。后来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规范就不行了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副省长。当时有很多群众来信来访,说乡镇企业乡长、镇长当家,实际上厂长是听命于乡长、镇长的。一次我到浙江诸暨一家企业调查,厂长给我看了十几张白条子,比如乡里要某项开支就写张1000元的条子,乡长或者乡党委书记开张条子写“某人是我的亲戚或朋友,他想到你厂里来工作,请你好好安排”等等。这样的条子是必须执行的,不然厂长就难当了。

甚至乡、村领导家里的红白喜事都要到乡镇企业去报销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,企业还能办得好吗?企业的专业性很强,有经营问题、销售问题、市场问题、生产技术问题,都是很专业、很复杂的。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,在市场竞争中是难以生存的。

到 20世纪90年代初,市场上的商品已较为充裕,市场竞争非常激烈。竞争力不强、产品质量不高、成本又高的企业,首先就要面临质量和价格竞争问题,这是有目共睹的。那时,有人提出按国有企业的那一套来改制。这是肯定不行的。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有一大堆问题解决不了,比如“大锅饭”问题、干多干少一个样等问题。乡镇企业的分配制度、用工制度起码比国有企业好,经营的灵活性也比国有企业好,如果乡镇企业再向国有企业靠拢,就是自寻死路。

乡镇企业出现了这些情况,不少县级以上领导,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很着急,他们认为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产权制度,明确产权。政企分开,落实权责是关键。

改革是“逼”出来的。乡镇企业要是不改制、不明晰产权、不落实责任,没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,不要说发展,生存都很困难。

在当时的形势下,抓紧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乡、村集体企业改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。我们因势利导,以省政府的名义下了个文件,对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规定。第一条是摸清原始资本,弄清楚哪些资产是乡、村集体的,哪些资产是职工集资的,哪些资产是属于信用社的贷款。第二条,借鉴温州、台州地区股份合作制的经验进行改制。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体资产、职工持股、金融借贷关系,鼓励职工现金持股,鼓励经营者、业务骨干多持股。第三条,信用社的贷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确,它和企业的关系是债务关系,不是股权关系。第四条,原有的企业资产要经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。第五条,改革方案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并获多数通过。

这个政策出来以后,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高兴。结果,省政府文件一下去,两三个月时间,乡、村集体企业一下子全都改制了,真是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,都说省政府这个文件好,比较好地解决了政企分开,使企业能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。

从1994年夏省政府下发文件起,到1997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,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。1998年年初,老省长沈祖伦跑到我的办公室说:“松岳,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农业部统计数据已经出来,1997年浙江乡镇企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已超过老大哥江苏。”我仔细看着报表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那时候我们两人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!

乡镇企业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,就是产品质量问题。20世纪80年代末,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乃至浙江的声誉。

1989年乐清出现了假冒低压电器,国务院七部委组成了一个整顿检查组,加上十多家中央级新闻单位,一行5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乐清柳市,组长是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检查司的司长。他们提出的口号是:关厂、封门、抓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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